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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资讯:路内:50岁前写出伟大小说

时间:2019-11-30 21:10

摘要: 01评论路内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再见路小路,再见文 | 刘欣玥路内对于书写90年代的不舍与执著,早已超出个人回忆所需要的剂量。可以很确定地说,他在自觉地对1990年来中国当代史中一个极为重要 ...01评论路内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再见路小路,再见文 | 刘欣玥路内对于书写90年代的不舍与执著,早已超出个人回忆所需要的剂量。可以很确定地说,他在自觉地对1990年来中国当代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段落进行文学重构。这是属于一个小工人的90年代,也是他从少年到青年,不断在废墟中寻找自我存在与未燃尽的历史余热的漫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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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网5月24日讯路内,中国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已出版《少年巴比伦》、《慈悲》等六部长篇小说。他的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之前几部作品的主题,讲述了1990年代一群成长 ...

必赢棋牌下载安装 2路内、司南和主演们在开机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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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十七岁的轻骑兵》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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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赢棋牌下载安装,北京9月16日电 根据著名作家路内原著小说改编、路内亲自担任编剧的电影《十七岁的轻骑兵》日前在重庆綦江正式开机。

《追随她的旅程》在写作、阅读与传播都在暗中提速的今天,耐心似乎已变成了一种奇缺的创作品格。比如在《繁花》出现之前,人们已经快要忘记酝酿了几十年后纷至沓来的好故事是什么模样,又比如已经很少能看到作家用10年之久的时间讲述同一个人物的故事,就像路内笔下的路小路那样。从2008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到《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与之组成的“追随三部曲”,再到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路内以一种超乎想象的耐心和持久的叙说动能,不断搭建着路小路的世界——根据作者本人的介绍,这本书也终于要为“路小路系列”画上句点。四部小说构成彼此的前传、续作或番外篇,在这个浑融一体的闭环里,无论从哪一本读起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十七岁的轻骑兵》的确是路内在对路小路的肖像画进行最后的添墨,同时也是对一个人物和一段创作的生命路途的告别。10年前,在遍布着化工厂区的灰蒙蒙的戴城,一个名叫路小路的少年出现在街头,带着左右突奔的荷尔蒙和诗意,从此进入路内的文学时间。他是技校的小混混,是糖精厂的学徒,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大潮里受到冲击的最年轻的一代工人,当然,也是无数后来进城失败的小镇青年之一。如果说在文坛崭露头角时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说主人公与叙事腔调是路内的一种幸运,那么当最初的一切变成长达十余年和近百万字的跋涉,却依然能保持相当的鲜活好看,令人不得不叹服作者讲故事的才能。收录在《十七岁的轻骑兵》里的13个短篇,写作跨度亦有8年之久,路内对于书写90年代的不舍与执著,早已超出个人回忆所需要的剂量。可以很确定地说,他在自觉地对1990年来中国当代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段落进行文学重构。这是属于一个小工人的90年代,也是他从少年到青年不断在废墟中寻找自我存在与未燃尽的历史余热的漫游时代。而这一次,路内要讲述的不是30岁的路小路,也不是18岁的路小路,而是17岁的路小路。从成年向未成年边界的这一小步后撤,并不是为了给理想和天真腾出空间,相反,在《十七岁的轻骑兵》里,我们读到了比从前更浓稠的灰暗与压抑。身体的寒冷与饥饿、精神的无聊,像铁笼子一般罩住了路小路,他只能通过有限的暴力进行象征性的反抗。作为戴城化工技校89级维修班的学生,17岁的路小路灰头土脸,对成长为一名工人的未来充满沮丧。像样的恋爱尚未发生,甚至连离开戴城的梦与决绝都还未找到。出生于1973年的路内,将故事的指针定格在了1990到1991年之间,这也是小说家自己的17岁。如果说在“追随三部曲”里,路小路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更多地来源于90年代中后期工厂改制风暴前后的茫然与溃败。那么《十七岁的轻骑兵》在时间上向着八九十年代之交这条边界线的前溯,则更多地让他置身于政治转折后青年学生中普遍弥漫的沉闷与混乱无序。路小路的17岁,面临着两个历史段落的前后夹击,承受着学生与工人两重身份的遏抑和被牺牲感。或许我们有必要在这主人公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复数:17岁的路小路们。路小路只是89级化工技校维修班的40个男生之一,即使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他的影子和气息。当他们在温州发屋里理了同样的莫西干头,路小路想到的是“我将和他们一样,或永远和他们一样”(《四十乌鸦鏖战记》),40个“我”构成了“我们”;与此同时,每个个体的丧失与挫败也都是集体的丧失与挫败,“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她,这个‘自己’包括我们所有人”。在这本完结篇中,路内似乎有意要让路小路在40张之多的面孔中模糊、隐没。给全班放黄色录像带的瘟生、偷书的飞机头、捅了老师一刀的刀把五、舞男大飞、不断追问空虚的花裤子,还有在这群技校生之间穿梭的形形色色的女孩。迷闷又孱弱的17岁似乎要乘以40倍才能得到一种虚张声势的底气,不再是一个人的战争。当然,当轻骑兵们手无寸铁的失败和疲惫乘以40倍,路小路提前宣告无路可走的青春,也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和集体共情。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青春”来谈论路小路和路内的写作,首先有必要认识到,在整个20世纪,青春都是与中国的政治、历史及未来想象极为密切的关键话语。它不应被后来出现在文学与电影市场中特指的“青春文学”或“青春电影”所窄化。路小路的青春,那些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不可抑制地迷恋风与云朵一样的女孩的反常举动,看似是在持续走下坡路的生活面前无处发泄的本能,背后其实有极为具体的时代精神学与生命政治。可以说,个体的青春,从来都如同晴雨表一般能折射出历史变迁的温度与湿度。就承担特定历史年代里青年人的历史情绪这一点而言,路小路可以称得上是当代小说中一个难得的典型,即使今天的文学批评几乎已不再使用这个落满了灰尘的词语。但在这一个历史时段里所呈现出的饱满的症候性,他的令人难忘,却又都不如“典型”来得恰切和有力。

兜兜转转,路内又回到了路小路,回到了更早的路小路和他的同伴们。这些少男少女们暴躁、无聊、满身戾气,有着转瞬即逝的深情,这些深情带来的羞耻,和用于消解羞耻的刻意张扬与刻薄。他们生活在1990年代初的戴城,与《追随三部曲》中涉及的转型时期的创痛酷烈的社会内容相比,此刻的戴城则有着某种奇异的宁静,文本的叙事节奏被刻意地拉长、放缓,首篇《四十乌鸦鏖战记》的第一个动态场景,直到第四段才出现:

中国网5月24日讯路内,中国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已出版《少年巴比伦》、《慈悲》等六部长篇小说。他的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之前几部作品的主题,讲述了1990年代一群成长于化工技校的年轻人的故事。近日,在中国网的采访中,他谈及了自己的作品及其在国外的译介情况、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不同于他笔下人物经常流露出的不屑一顾,路内的回答真诚而坦率。当问到对于伟大作品的追求时,他说:“追求伟大文学之心,这个是永远的,到我死的那天都会有。”以下内容根据篇幅进行了删减。中国网:您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了1990年代化工技校青年的故事。为什么一直在写90年代、化工技校?路内:我要把一个人的故事从90年开始写到99年结束,也没有特殊原因。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要找到我自己能写的东西,并且一段时间之内都在写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我觉得去写我经历过的时代,这件事情也似乎在我的本分之内。化工技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时代。这伙人毕业之后,所有的都没有了。我特别喜欢写临界点上的故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看《十七岁的轻骑兵》就知道三年之后这些全都没有了。中国网:您此前一共出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有哪些作品翻译到国外了?您最希望自己哪些作品被国外读者读到?为什么?路内:《少年巴比伦》和《花街往事》都翻译成英文了。《慈悲》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保加利亚文,都已经出版,韩文版已经翻译了还未出版。《慈悲》的英文版正在翻译中。我最希望被国外读者读到的可能是《少年巴比伦》和《慈悲》。《慈悲》相对比较好读一些,讲了差不多50年的一个中国故事。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所谓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学”仍然还在写,仍然还有人在注视着。《慈悲》这本小说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它有点站在左派的立场,也有点站在右派的立场上,角度会跟以前不大一样。其实它牵涉到中国的一个政治上的两难的问题 -- 在中国行左也不是、行右也不是。这个小说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后归结到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另外,我想通过小说来讨论一下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感。通常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感,但实际上中国有大量的基督徒和佛教徒。佛教有很多世俗的层面。仅就这些世俗的层面来说,它是不是能够构成中国人的哪怕是低水位的宗教感,而这种宗教感是不是能够让中国人获得幸福,能够让他们去行善?我想就这些问题在小说里讨论一下。《少年巴比伦》是另外一种情况。我的书翻译到国外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没有底。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话语。但它是个小说,是特定时代的一个人讲述的东西。到了小说最后,主人公把那些东西推翻了,他觉得自己一定要离开那个环境去别的地方。但他在场的时候讲的很多东西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我想看看这些东西国外读者是怎么理解的。中国网:就您所知,您在国外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的接受度是怎样的?路内: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讲,尤其写小说的,在国外被接受特别艰难。前年我去法兰克福书展,有一个对谈的活动,明显感到来听的大多都是路过的。但是有一个读者,是个奥地利的老爷子,他拿了我两本中文版的书过来找我签名。我问他是不是能读懂中文。他说他读不懂,只是看过《少年巴比伦》英文版,特地从奥地利赶过来,找我签个名。这是唯一的一个,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说我在欧洲有读者的话,我会认为我是从那个老爷子开始的。当然我可能还有其他读者,但是那个事情我的印象很深刻。中国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国外的接受度整体是什么样的?路内:老一辈作家的情况会好一点。首先他们会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出版社,在推广方面做得会好一些。就他们所写的内容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够满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外读者对于中国的认知。假如一个人对中国完全不感兴趣,而仅从文学的角度想要来看一个中国作家的英文译本或者德文、法文译本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因此国外读者一定带有一部分的隐含的泛政治化的立场来读中国作家。而老一辈作家所讲述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讲述方式是能够与这些国外读者合拍的。但是当代作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遇到问题。这个问题即使放在汉语文学本身,也都是一个问题,即,你在写什么,你所写的东西跟中国当下的现实是不是能够合拍?如果你写东西都不能满足中国读者对于文学问题之外泛政治化的理解的话,那又何谈去征服外国的读者。所以我觉得对当下作家来讲,有两个问题。第一,观念的问题。整个世界的文学观念都在变化,有很多国外作家和读者所关心的东西,在中国的作家呈现不出来。比如后殖民话语在奈保尔、扎迪·史密斯等作家的小说中已经呈现得淋漓尽致了,但在中国作家里是没有的。另外一个例子,现在中国人谈女权谈的特别多,但是女权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学里好像没有特别强有力的作品出来。种种问题使得中国文学的观念似乎在另一个维度内。除了观念的问题,还有现实的问题。当下中国的现实非常复杂,如何用一种文学的方式、用小说的形式去表达出来,又是另一个任务。中国网:那您自己是怎么去看待以及处理您的作品跟时代的关系、现实的关系?路内:一个作家要追现实是追不上的,因为全球的变化太快,中国的变化甚至更快。去追现实是追不上的,而且很多作家放弃了。比如汶川地震十年了,没有任何一部关于汶川地震的长篇小说成功出来。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小说家的失职,其实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讲的话,也可以认为是小说家的谨慎。地震是一个太巨大的东西,一个小说家在外围去写的话无法完成,必须进入事件的核心才能出来伟大的文学。因此,既然追具体事件的时候追不上,那小说家只能退回到他的本分去重新组合这个时代的要素。你看现在50岁以上的作家,比如莫言、余华等等,他们能进入到他们所在时代的文学中心的位置上去写。但是现在如果只是在时代的现实和价值观的边缘的位置去讲述的话,不好写。中国网:为什么现在是在边缘?路内:首先是没有趣,没有意思,没有强有力的东西。你看八九十年代的几个经典文本,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余华的《活着》都是极其强有力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现在损失掉了,没有了。现在70后作家这一代的经验就是,这个时代娱乐化的东西多了,有精神内涵的东西少了。这个时候对作家会提出新的要求:你是不是够敏锐,你是不是够深刻能够把华丽的那层皮给剥下来。中国网:所以您觉得现在更容易还是更不易出好作品?路内:现在是一个出好作品的时代。全世界都在等着中国作家出一本伟大的小说。因为中国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有它自身的特殊经验和特殊的价值观。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作家自己是有责任的。中国网:可是您刚刚也说现在是很软的,没有有力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确实很期待。那怎么办?路内:等一个伟大作家出现。中国网:您自己觉得您能够担起这个责任吗?或者有这方面的期许吗?路内:当然有这样的期许。追求伟大文学之心,这个是永远的,到我死的那天都会有。但是一定不能功利,也不能认为自己在文学圈有点小名气,这个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中国网:您自己有时间上的目标吗?路内:我没有时间上对自己的约束。但是也许吧,希望在50岁之前能够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出来。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如果写得顺利的话,2020年大概可以出。我希望把它写成伟大作品。如果不够伟大的话,也请你们多担待。我希望从这本书之后,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抱有这样一种伟大的希望。希望自己写出伟大作品和已经写出伟大作品,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中国网:那您之前写《少年巴比伦》或者《慈悲》的时候没有要写成经典作品的想法吗?路内:我觉得说实话,《少年巴比伦》和《慈悲》也不差。关于经典化的问题,中国作家会遇到双重问题。首先,华语文学圈其实很自足。一个中国作家,即使不去打开欧美市场,他在华语文学圈也能成为大师,也能成为人人敬仰的作家,因为市场很大。但如果华语文学作品进入欧美市场去跟全世界的作家在同一个舞台上,华语一下子变成小语种、变成偏僻的文学。当然还有前面说的现代文学的观念,中国作家本身是接受世界的现代文学的价值观的,但是像鲁迅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如果你的观念陈腐的话,那在华语文学圈都混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世界上去。中国的文学有个特异的东西,就是大量地站在农民的角度来写。写了这么多年,中国最触目惊心的题材还是饥饿,始终是吃不饱,这个东西不知道被多少人写过,一定阶段之内它是有效的、有价值的,但是三四十年过去之后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网:那您觉得现在应该写哪个群体或者题材?路内: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写或者不应该写的,但至少有几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写、但近些年中我一直没有看到的。一个是少数民族。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族裔族群之间的情况好像没有什么作品。其次是关于城市边缘、底层社会的少。还有一种是充满诗性的、语言上有突破的小说偏少。另外,能够贯穿一个时代的强有力的长篇少。中国网:怎么理解贯穿一个时代?路内:你去看余华的《活着》,那个时间轴就很长,一拉就30年过去了。莫言的小说的时间轴也可以写到很长,王安忆的《长恨歌》的时间轴也很长。像这样的长篇小说往往篇幅也比较长,没有伟大之心去支撑的话都写不到。而出版社最希望出的是15万字的小说,轻快好读。但“轻快好读”有一部分的潜台词就是庸俗化。你要轻快好读那就一定是庸俗化的,深刻的东西不好读。庸俗化满足普通读者的胃口,满足影视界的胃口。这个要求提出来之后,自然而然文学就坠下去。现在很少有人说,我要写个一千页的小说,但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的。中国网:您刚刚也说到了余华的《活着》。其实《慈悲》刚出来,就有人拿着去和《活着》对比。路内:其实真要比的话,《慈悲》可能更像《许三观卖血记》。说看着像《活着》的话,估计是没看过《许三观卖血记》。每个作家都是从上一代作家那里继承下来一些东西。其实当时我写《慈悲》的时候,看的最多的小说是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写《阿Q正传》,用了那样一种非常冷峻、略带嘲讽的方式。我相信其实《许三观卖血记》也是受《阿Q正传》极大的影响,尽管余华老师没有说这个事。中国网:那70后、80后的作家怎么去面对上一代的作家?路内:如果要成为作家的话,一定是希望跟格非、余华、孙甘露那一代人在一起,那多好、多有劲。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中国1979年之后所有的文学浪潮。我们这种从2008年开始出书的人,一次文学浪潮都没经历过。我写了十年的书,一次文学浪潮都没见过。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全是家具了,腾挪起来很费劲,我只能找小东西,这里那里还有点空可以放进去。中国网: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是,中国当代文学界里,50后、60后作者有一大批名望很高的,比如莫言、余华等等。但是70后、80后的作者好像没有一个特别代表性的?是因为还没到时间吗?路内:不是没到时间。格非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写出来他的成名作,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扛起了中国文学的所谓的未来。而且这批50后、60后作家除了一部分被时间淘汰了之外,大部分都扛起来了。跟这些作家去抗衡的话,70后、 80后就不要说整体上去比了。即使从个体的角度上来讲,也很困难。但是你说这一代作家没有追求文学之心的话,也不是。但另一方面,这也真不是中国文学独有的问题。全世界都有。比如英美文学界,你拿福克纳跟海明威那一代作家来比的话,现在这帮英美文学的人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全世界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收藏

这部影片和此前改编自路内小说的《少年巴比伦》一样,都是讲述少年路小路的故事,不同的是《十七岁的轻骑兵》里的小路还在技校上学,影片着墨于“小镇青年”的青春,而不像《少年巴比伦》讲述的是“大厂青年”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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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个男生骑着自行车到郊外的装配厂去实习,装配厂在很远的地方,从城里骑到装配厂,相继看到楼房,平房,城墙,运河,农田,公路,最后是塔。塔在很远处的山上,过了那山就是采石场,关犯人的。阔逼他哥哥就在那里面干活,黄毛的叔叔在里面做狱警。我们到了装配厂就跳下车子,一阵稀里哗啦把车停在工厂的车棚里。出了车棚,看到那塔仍然在很远的地方。

“新版路小路”由青年演员赵顺然饰演,他将挑战董子健曾经饰演过的角色,赵顺然从湖南卫视《一年级》出道,曾在《小情书》《橘生淮南》等多部影视剧里面担纲男一。在《十七岁的轻骑兵》里,他扮演的路小路将和两个女孩经历一场青春懵懂的情感纠葛。

《少年巴比伦》“轻骑兵”这个浪漫、骄傲却又显然不够强悍的兵种,暗示着路小路们的青春,几乎难以避免地要陷入与无物之阵的搏斗,并且最终一无所获。路内如此命名路小路的17岁和他的90年代,以回到开端的方式给予一切以终局。这背后的历史本体与小说家更为倾向于悲哀的历史观,其实仍存有很大的讨论余地。但在道别路小路的时刻,《十七岁的轻骑兵》最大的成功,或许在于写出了90年代初期那种前所未有的沉闷、难测与无能为力,这是对路小路的个体生命与历史又一次共振的重要增补。在一个边界更清晰的历史范域里,我们有幸看到了后来的工人路小路、进城青年路小路,在成为自己之前,在他最后的学生时代里做过虚妄而有限的努力——“但他举起了投枪!”创作谈02一个短篇写作者的简述文 | 路 内《十七岁的轻骑兵》是我最近出版的小说集,收录短篇13则,写的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三校生。由于人物和故事场景的一贯性,我称之为“主题短篇小说集”,这概念也是生造的,或者说,一部精心选编的短篇集本身就应该有主题贯穿,《聊斋》也好,《米格尔街》也好,都属于此类。主题特别明显的是巴别尔的《骑兵军》,比较隐晦些的是塞林格的《九故事》。上述四本书,曾经被我反复阅读,如果它们是一件金属器物的话,应该已经被我的手掌抚摸得锃亮。这本小说集的篇目是按照写作时间排序的,第一篇应该是2008年写成,当时我刚刚写完《追随她的旅程》——一部显得过度纯情的小说,也不乏反讽或严肃,总之就那么写完了。恰好张悦然为了她主编的《鲤》来找我约稿,我还沉浸在《追随》这本书里出不来,也写不了别的东西,就顺手写了近似“番外”的一则短篇。“番外”这个词也不太入流,姑且用之。此后,一些刊物和媒体约我写短篇,我便继续写一篇,说起来也是捏造故事。最近10年一直在写长篇,像在一个巨大的房子里打转,忽然有人开了一扇小窄门,让我出去透口气,写个短篇之类。这看起来是休息,实际总会打乱长篇的写作节奏,让我产生焦虑感。惟独《十七岁的轻骑兵》,作为主题短篇集来说,进进出出不会让我太费神。有时候,想到某一个故事,但并无约稿,也就索性压住不写,等到有编辑找我的时候才落笔。这感觉就像我出门时总会往口袋里塞几张零钱。

这个段落本身仅仅描述了一个动作:男生骑车到装配厂。但通过不断地自我重复(目的地“装配厂”出现了三次,“郊外”-“很远的地方”-“从城里”构成了空间距离的重复,这一空间距离又被“楼房,平房,城墙,运河,农田,公路,最后是塔”的视点移动再次重复),通过无关细节的填充(采石场、阔逼、黄毛等),骑车这个动作的完成过程变得似乎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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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作品几乎都在这样的节奏里慢慢推进。由于缺乏动态,缺乏事件,小说的叙事内容被对各种对象的大量描写所填充。喋喋不休的叙事者反复出场,像一个导游,带领我们在历史终结后的末世景观里游荡,既向我们介绍出场人物的背景与性格(“猪大肠是个脑垂体分泌异常的巨胖”),又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指出生活的无意义(“我想我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被人笑,但也可以被人笑,这取决于我是否乐意”)。小说灰色、沉滞的基调,正是这种对节奏的刻意控制的一个结果。

2016年超级女声人气选手金雯昕和曾在《余罪》、《狐狸的夏天》等热门网剧里担任主演的蒲萄则分别饰演许可和司马玲两位女主角。此外,《武林外传》里“祝无双”的扮演者倪虹洁、曾在《苹果》《孔雀》《盲井》的电影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鲍振江、在《芈月传》中崭露头角的安笑歌等一批知名演员也加盟了《十七岁的轻骑兵》。

《十七岁的轻骑兵》就这么写到了2017年。我曾经想过是不是要花一年时间把这本书写完,然后再梳理一下,使之成为一本“准长篇”,后来想想,也没多大意思。小说出版的时候,有人提醒我,短篇集应该把最精彩的篇目放在前面(大概就像现在电视剧前三集的套路),我也没接受,觉得按写作时间排序显得更诚实些。实际效果是,第一篇确实写得自鸣得意,像长篇小说的边角料集锦,或是不自知的习作;而后半部分的几篇大体还过得去,至少是有短篇小说的自觉度了。两三年前,遇到一位评论家,他对我说,能不能别再写化工厂了?我只好嘴上打滚说,读者爱看啊。匆匆告别,也没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十七岁的轻骑兵》仍然是写化工技校,一群把化工厂视为青春终点的小青年。在我其他的小说里,化工厂多半是故事的起点。总之,脱不了干系。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老写化工厂?有几本长篇我试图跳过这个象征物,做得还不错,但到了下一本书,又会栽倒在化工厂前面。后来我想,最可能的答案是:我既不想在小说里与陌生的事物决斗,也不想在小说里与熟悉的事物拥抱,最后就变成了这样。如果还想再找点理由的话,就是说,在不同的写作范式之下,这个象征物和这些人物始终能成立,或者说,终于能够活下来——这件事让我有满足感。写短篇小说还是很有意思的,短篇固然有其范式,作者自身的趣味也很重要。写的时候,不太会去考虑“文学”或者“永恒”这些命题。写完以后,结集成书,感觉是欠了文学一笔精神上的高利贷,自己偿还的是利息,希望是真金白银而不是伪钞,希望写长篇的时候也带有这种自觉性,就对了。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5月30日2版

叙事者的介入是路内小说的标志性语法。它允许故事时间的流动被不断打断,从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叙事效果。我在讨论路内的几个长篇时曾指出,他的文本中总是需要一个外在于故事时间的观察者与叙述者,而这个叙事者往往与故事的主人公被拼合成同一个人。我们总是有两个路小路:讲故事的路小路和被讲述的路小路:“这一双重视角的叙述机制创造出一种书写上的自由:故事的主角既为历史所囿,感受到线性故事时间所给予的种种限制与无奈,同时又似乎拥有了跳脱历史,并且反身把握、评论历史的能力。”

路内的小说在豆瓣、当当上一直保持着极高评分,也被视作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作者之一。《十七岁的轻骑兵》以其扎实的内容、细腻的情感表达,从创作初期就引起了国内各大影视公司的瞩目。

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这样一种双重视角依旧是路内进入历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在短篇小说的体制中,双重视角带来的分裂的历史感变得更为鲜明。一方面是1990年代初的路小路们的青春时光,他们在工业化小镇里无趣、无聊、无所事事的日常。工业生产体系在正常运转,它的教育与培养体系也依旧支配着这些男男女女的生活轨迹。一届届的考生按照分数被分配进入不同档次和不同领域的培养轨道,他们将作为工人阶级接班人,在各种技校与中专中消磨自己的时光,等待着按部就班地进入对口的职业领域,延续整个体制的再生产。乌鸦们深知自己将和自己的前辈们一样,被送入一个巨大机器的不同部件,并永远被确定性所笼罩。于是,这种无趣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种余裕。后来者或许会指责他们的不思进取,然而这种不思进取与其说源于个体的怠惰,不如说是一种体制性的安排:秩序为每个人安排了出路,奋斗与否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或者说,在这种不思进取背后,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安全感——它令人绝望,但它安全。

据悉,《十七岁的轻骑兵》由司南担任导演,他也担任了《少年巴比伦》的执行导演工作,摄影师王猛等核心主创也均来自《少年巴比伦》的原班班底。该片由新锐制片人王一诺担任制片人,计划于10月底杀青,预计2018年暑期档和观众见面。

然而,在1990年代初当一个工人阶级接班人的问题在于,好日子就快要到头了。在双重视角的另一头,作为后设叙事者的路小路携带着之后的历史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经验与观察,重新进入199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以自己的后见之明,对当时的经历与事件进行编码。他完全清楚,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即将被历史所抛弃,工厂环境这一曾经的生活世界即将沉沦,它的一切规则与意义并未被抵抗与反对,而是被彻底地忽略与放逐,甚至不值得与之同归于尽。路内写当时的工厂车间:“灰黑色的车间里,蒙尘的玻璃几乎已经不透光了,白班和夜班没什么差别,到处都是管子,空间逼仄,像一艘潜艇,在深海中航行着。它究竟要去哪里,它何时沉默,没有人知道,你看到的只是管道,听到的只是嗡嗡的声音,仿佛它没有前行,而它确实没有前行。”这样的灰黑色当然不仅限于一个车间,它将吞噬戴城,乃至工人阶级的整个生活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下,1990年代初的戴城生活才呈现出它全部的荒诞与悖谬:那些老师与家长们对规则的顽固坚持,那些体制所给出的空洞承诺与保障,那个环境里的人们所信奉的意义——连他们对人造革坐垫椅的使用方式,都显得古怪而过时。《十七岁的轻骑兵》中的十三个作品里,叙事者总是在开头第一段就忙不迭地向读者抛出一个时间状语:“在一九九一年的冬天”、“那一年冬天”(《四十乌鸦鏖战记》)、“后来过了很多年”(《驮一个女孩去莫镇》)、“一九九〇年的圣诞夜”(《一九九〇年的圣诞夜》)、“那年头”、“当时——我说的是一九九〇年”、“每当我想到自己的十七岁”……这些时间符号所标定的不仅是两个年代的物理区别,更是两种历史感受、两种生活世界之间无法通约的隔膜,对后者而言,前者的所有深情都值得嘲笑(想想那些真心地追求女孩子的男生们),所有真诚都终归无望。我们无法理解它,连理解它的企图都令人羞于启齿。

通过双重视角的设定,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机关,叙事者得以在两种历史感受间来回滑动。或者不如反过来说,两种历史感受之间的分裂,被路内转化为路小路作为个人的内部分裂,转化为叙事者在讲述时的纠结与缠绕。这种纠结,首先体现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对女流氓的书写上。不同于以白蓝为代表的“姐姐”的序列,不同于那些总是外在于工厂世界,以资产阶级社会想象来拯救工厂堕落青年的叙事模式,司马玲们代表了一个新的女性谱系。她们内在于工厂世界,或者说,她们代表着工厂世界的自发秩序,通晓其中的规则,甚至在其中活出了别样的明亮与生机。与脸谱化的底层女流氓不同,这些女孩子总是在不经意间呈露出她们的饱满与立体。早孕女生在面对羞辱时诡异却笃定的笑容,闷闷对现实的清晰把握,对男孩子们的犀利评价,她的偷偷哭泣,司马玲独坐一隅的孤独与脆弱,她为朋友报仇所体现出的某种公义,她的泼辣的生命力,在在显现出一种生于民间的活力和光亮。这些坚定、清晰的女性,她们是从哪里来的?